1988年7月的一个傍晚，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小院里，65岁的纪登奎迎来了人生的终点。他并没有经历激动人心的场面，也没有留下冗长的遗言，只是简单地说道：“我不行了，我要死了。”那时，他正靠在院中的石榴树旁。谁能想到，吃过一碗面条、像往常一样在饭后散步的他，会以如此平淡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？
为了理解这个故事，必须回顾他那天是如何度过的。晚餐很简单，仅是一碗面条和一些酱菜，与普通家庭的饭桌无异。饭后，他像往常一样出门走动，院子不大，他来回走动，这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，风雨无阻。老伴在一旁收拾碗筷，对当晚并无异常的感觉。
然而，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了。在走完第三圈时，他突然感到不适，想要返回屋内，却刚迈出两步便失去了平衡，紧紧抓住了那棵石榴树。老伴从窗口看到这一幕，心中不安，立刻冲了出去。
当她赶到时，纪登奎已滑坐在地，脸色苍白。他缓缓抬头，看向老伴，清晰地说出那九个字：“我不行了，我要死了。”他的话刚落，便仰头闭目，目光似乎仍在寻找树叶间的天空。儿子纪坡民听到声音迅速出来，立刻拨打急救电话。救护人员赶到后，进行了抢救，但最终医生无奈地告知家属，心脏骤停，他已去世。
院子里骤然安静下来，只有老伴的哭声打破沉寂。人们常说，明天与意外哪个先来，纪登奎的故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。就在那天下午，父子俩还在一起闲聊，他提到待天气凉快去河南看看新麦种的推广，还计划动手写回忆录，留下过往的故事。可惜，未能完成任何一件事。
追悼会简单朴素，出席的人中有老同事和基层干部。花圈不多，挽联简短。最让儿子在意的是一份生平介绍，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总结：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。”人去后，似乎一切都变得冷淡，但并非全无记忆。仪式结束后，一位穿着旧军装的老人走过来，握着纪坡民的手，称赞他的父亲是个实在人，曾在军区严格遵守规定，后来在农业上也上下苦功。
纪登奎的骨灰并没有安放在八宝山，而是按照他的遗愿，在一个清晨被洒入河南的一片麦田中。刚收完的麦子下，深褐色的泥土流淌着土腥气，灰白的粉末随着风散去，融入土地，瞬间消失。这样一个从农村走出来、始终关心农业的干部，以这种方式回归土地，似乎是圆满的结局。
回程的火车上，纪坡民望着窗外的华北平原，思索着父亲那简短的遗言。那话语中没有恐惧，反而透出一种冷静的觉知，似乎他已然知道自己的时刻来临。直到最后，关于他一生的评价却无法说出口。短短一页生平，无法承载他的人生起伏；未曾动笔的回忆录，更是留下无尽的遐想。某些无法言说的话语，似乎更重于任何文字。
